從西寧一路向西,繞青海湖,越天峻山,我們漸漸進入遼闊的柴達木盆地。一路大地蒼茫,皚皚雪山和土黃戈壁相互映襯,延續著亙古未變的顏色。新修的公路寬闊綿長,仿佛永遠也走不到盡頭,路邊時有羊群或牦牛吃草,極偶爾才看到包裹嚴實的牧羊人。
牧羊、食羊長久以來都是柴達木人的基礎性生產生活方式,青藏高原最早的先民羌族人,即是如此。古羌人以牧羊為業,逐水草而居,因慣于遷徙,他們很早就熟悉并使用了盆地內部以及周圍的交通線路。這些線路四通八達,東接蘭州至中原,南走成都連河南道,西北過敦煌到西域,西南通吐蕃達印度,被學界稱為“絲綢之路青海道”。
我們沿著先人走過的古道,尋訪青藏高原和柴達木盆地之中的點點痕跡,力圖勾勒這少為人知的高原古道、繁華往事。
青海道,連通四方的高原古道
“天含青海道,城頭月千里。”唐代著名詩人李賀的詩句,生動再現了古絲綢之路青海道。
人們所認知的絲綢之路,是經武威、張掖、敦煌一線直通西域的主干道——河西走廊道,這一路被祁連山與合黎山、龍首山等山體夾峙,平坦地帶狹長,是一條線。而在祁連山以南的青海地區,青海道則是網絡狀分布。
從洛陽、西安方向西行,經河湟谷地后,道路分為三支:其一,經青海湖南岸或北岸,過柴達木的德令哈、大柴旦、小柴旦,北出當金山口,到達甘肅敦煌,匯入絲綢之路主干河西走廊道,再往西域;其二過青海湖南岸,經今都蘭縣城、香日德、諾木洪、格爾木、烏圖美仁,再向西北經過尕斯庫勒湖,越阿爾金山到西域,這條線與現代的青新公路走向基本一致;其三,從白蘭(今鄂陵湖、扎陵湖一帶)出發,經布爾汗布達山南麓或北麓,一直向西,溯今楚拉克河干河谷入新疆。
除此之外,青海道向南有兩條通道。一是河南道,通向益州(成都)一帶,繼而向東沿長江而下到達建康(南京);一是接上唐蕃古道,向南過玉樹,進入西藏,再由拉薩向西南行,進入尼泊爾、印度。河南道與唐蕃古道連接青海道,是青海道的延伸,共同構建了通聯四方的高原路網。而沿途數以百計的古城、烽燧以及眾多的巖畫、古渡口、古橋址,完整詮釋了青海道的繁盛。
“在很多人的印象中,絲綢之路似乎沒有從青海經過”,青海省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、研究員、省政協特邀文史委員崔永紅表示,青海道有著久遠的歷史,一直商旅不絕,只是大多數歷史時期作為絲綢之路的輔道而存在,但在兩個主要的興盛期,一是吐谷渾時期,一是唃廝啰時期,具有與河西走廊線同等重要的樞紐地位,甚至一度超過了河西走廊,發揮了主道的作用。
吐谷渾,青海道繁華的締造者
1700多年前,遼東鮮卑的一位名為吐谷渾的首領,因兄弟內訌,便率領部族向西進發,遠涉千里來到青海草原,征服世居的氐羌,建立國家,并以吐谷渾為國名!锻ǖ洹份d:“永嘉治亂,(吐谷渾)始渡隴而西,止于枹罕,其子孫有甘松之南,洮水之西,南極于白蘭,在益州西北。”
當我們的車行至青海湖西,吐谷渾王國都城——伏俟城的遺址盡收眼底。難以想象,這里曾是青海道連接四方交通的重鎮,昔日馬蹄嘚嘚、人聲鼎沸的繁華,早已湮沒于歷史的煙塵中。
史載:“夸呂立,始自號為可汗,居伏俟城,在青海西十五里。”吐谷渾王夸呂可汗建都于此,不無道理。伏俟城作為青海道的重要樞紐,東連西平(今青海西寧)、金城(今甘肅蘭州),南下可達益州(今四川成都),西通鄯善(今新疆若羌)。
吐谷渾時期的青海道,也被稱為“吐谷渾道”,特別是在公元4世紀至6世紀河西走廊一度阻塞不通的情況下,東西商旅往來也多取道于此。
在史書中,吐谷渾人多以絲綢之路中介者的身份出現。南朝梁就以吐谷渾為中繼站,與西域龜茲、波斯、于闐等交好。史稱“與旁國道,則使旁國胡為胡書,羊皮為紙……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后通”。
不僅如此,吐谷渾還是青海道繁華的維護者、經營者。修建伏俟城、伏羅川城,為行旅、商人提供休息驛站;設立清水川、澆河、赤水、吐屈真川四大戍地,重兵防守,確保中西交通安全;組織大規模的商團,派兵保護商業貿易;掌握漢語和西域各族的語言,擔負起向導、翻譯的重任等,這些舉措對青海道的延續與發展大有裨益。
自公元313年建國至663年被吐蕃所滅,吐谷渾王國存世350多年,創下歷史上少數民族政權維系時間最長的紀錄,也締造了青海道鼎盛時期的繁華。
絲綢,歷史縫隙里的絕美記憶
吐谷渾立足青海,借鑒中原官僚體制,吸取漢地文化精髓,其中,對于絲綢尤為偏好!侗笔·吐谷渾傳》記載:“其妻衣織成裙,被錦大袍,辮發于后,首戴金花,丈夫衣服略同于華夏,多以幕羅為冠,亦以繒為帽……國無常賦,須則稅富室商人,以充為用。”
吐谷渾“其地與益州鄰,長通商賈”,而蜀郡便是當時絲綢的主產地。早在統一巴蜀之后,秦惠文王就在成都設置“錦官”專職管理絲綢錦帛的生產與經營;兩漢時,蜀郡的織錦業更是雄踞全國第二,地處中原與西域“中心樞紐”位置的吐谷渾,不僅買來絲綢自用,還會加以仿制,西漢學者揚雄曾稱贊其“爾乃其人,自造奇錦”。除了自用自制,他們還會鼓勵和支持西域胡商參與中原絲綢的販賣,《北史·吐谷渾傳》載:“廢帝二年(公元553年)……是歲,夸呂又通使于齊。涼州刺史史寧覘知其還,襲之于州西赤泉,獲其仆射乞伏觸狀、將軍翟潘密,商胡二百四十人,駝騾六百頭,雜彩絲絹以萬計。”
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長許新國認為,都蘭大量絲綢制品和其他文物的出土證明,從青海西寧經都蘭,穿越柴達木盆地,至甘肅的敦煌,是公元6世紀到9世紀前半葉古代絲綢之路的一段重要干線。
“而無論歷史文獻還是考古發現,絲綢都是青海道中西貿易的主要商品,”許新國如是說,“考古學上講求類型學分析,都蘭出土的大量絲綢對我們研究青海絲綢之路就很有幫助,比如絲綢圖案上的寶相花,從北朝時期的小寶花,盛唐時的大寶花,到晚唐寶相花又有了新的變異。通過研究寶相花的序列變化,我們就能肯定北朝至唐末的絲綢貿易在青海的延續,當然,這條絲綢之路延續下來的證據也就有了。”
這位1978屆北大考古系出身的老學者,現已兩鬢斑白。但談及吐谷渾、吐蕃時期的青海文物,老人卻如數家珍,對自己在1982—1985年,主持挖掘都蘭血渭1號墓的情景更是記憶猶新,“那次我們出土最多的就是各種絲綢,像是金錦、緙絲、嵌合組織顯花綾、素綾、絣錦等共計350件殘片,不重復圖案的有130多種,其中112種為中原織造,18件為中亞、西亞織造。那件中古波斯使用的缽羅婆文字錦尤為珍貴,織錦上的文字后來由德國哥廷根大學的專家破譯,意為‘王中之王,偉大的,光榮的’。”
在位于德令哈市區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館,一間不大的絲綢展廳里,我們看到了久違的絲綢殘片。這些絲綢大多來自都蘭縣熱水鄉及周邊地區,時間跨度為公元6世紀至9世紀,其中的簇四連珠對馬文錦和紅地中窠對馬文錦當為初唐至盛唐所有,分別用黃色和深紅做底色,淺黃或深藍色勾勒,主圈內均為對馬圖案。從圖案構成來看,這兩組對馬文錦與1897年埃及安底諾伊遺址出土的連珠翼馬文錦、上世紀初斯坦因在吐魯番阿斯塔那盜掘對馬文錦有明顯的一致性,均反映了西亞、中亞的造型風格。中亞、西亞所產的絲綢在都蘭,有力地證明了東西方物資交流、文化交融的盛況。
在展廳瀏覽徘徊許久,有種時空穿越的錯覺,仿佛透過這些紋飾、構圖,我們能看見千年前行走在柴達木戈壁上的胡人商隊,看見他們飽滿行囊里的絲綢絹帛。
都蘭,接駁東西方文明的絲路腹地
在柴達木盆地,都蘭至格爾木一帶古稱白蘭。這里生態環境優美,河流交錯,湖泊星羅棋布,水草豐美、土地肥沃。昆侖山雄踞于南,高大險峻,祁連山蜿蜒于北,壯麗蒼茫,萬山環繞,易守難攻,內部又有茂盛林木可供狩獵和庇護,形成了理想的王國腹地。
長期關注青海區域歷史的研究員崔永紅認為:“從史料的角度看,吐谷渾有兩處都城,位于都蘭香日德的王城,和位于青海湖西北的伏俟城,前者要早一些。都蘭香日德王城不僅在吐谷渾時期,而且在吐蕃統治吐谷渾之后都曾是青海道絲路的腹心。”關于都蘭如此重要的原因,許新國解釋說:“選擇都蘭而不是西寧作為都城,主要是因為吐谷渾、吐蕃的游牧屬性。當然,都蘭的自然條件也相對優越,沙柳河、托索河水源豐沛,又有茶卡鹽湖等提供食鹽,四周樺木成林,戰略縱深大。歷史上,不僅東西方的商旅把它作為重要的中轉站,就連來往印度與中原的高僧大德也曾在這里駐留,如犍陀羅僧人阇那崛多、中原僧人法顯、曇無竭等。”
自香日德往東南,即是著名的血渭1號大墓,當地藏胞所稱的“九層妖塔”。這是一座高約10米,東西長55米,南北寬37米的封土大墓。走近端詳,裸露在外的夯土層中都鋪有胳膊粗細的柏木椽子,可以想見,當年察汗烏蘇河灘上必定密布柏樹林,一片濃綠。爬上高高的封土臺,大墓梯形雙層封土結構顯露無痕,其北部與自然山巖隱約相連,南部正對察汗烏蘇河。坐北朝南,背山面水,王氣十足,大墓周圍還密集分散有二三十處規模稍小的墓葬。
除了數量驚人的絲綢,這里還出土了來自歐洲和西亞的金銀器、首飾、飾牌、瑪瑙珠,以及兩枚東羅馬帝國的金幣等,來自中原漢地的文物則有“開元通寶”錢幣,杯、碗、盤等大量漆器和寫有漢字的木器等。在這片土地上,商貿流通、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,在駝鈴聲聲、商旅不絕中愈加顯現,在絲綢、器物的流轉中逐漸清晰,向我們講述了青海道連通中原、西域那段久遠歷史。
我們的車行駛在茫茫無際的荒野中,尋覓著消逝在黃沙漫漫天地間的繁華往事,也思索著這條路的未來:隨著“絲綢之路”經濟帶的開發建設,亞歐大陸東西方之間的聯系必將更加緊密,往來更加頻繁,作為連通新疆、中亞各國的重要通道,曾經的青海道是否可以煥發新的生機和活力?
天地之間,一雙蒼鷹掠過天空,芨芨草在風中搖曳,青綠色的新葉已在沙柳樹叢間閃現。大地蒼茫,千年古道于歷史風煙中愈來愈清晰。